投身革命即为家

　　1917年3月10日，我出生在山西孝义县南上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幼时缺衣少食，体弱多病。13岁时，我才断断续续在不分班级的私塾读完初小。有点远见的父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将我送到县城上了三年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小学教员。在教学中，我接触到《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熏陶。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在八路军工作人员的启发教育下，于1937年底秘密参加了地下党，成为职业革命者，并担任村支部书记。仅仅四、五个月时间，我就发展了8个党员，组织起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团结广大群众，基本掌握了村政权。1938年4月，党组织将我送到当时驻扎在孝义的115师党员训练班。作为学习积极分子，我毅然加入了游击3团政治部抗日决死2纵队。从这一天起，我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新婚的妻子，直到十年后才又见到她。

　　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当时，我的身份已在当地暴露，党组织及时通知我转移。前脚离开，敌人后脚就赶到，真是危险。组织将我转移后，安排担任孝义三区游击队文书。在非常残酷的血雨腥风的环境下，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与日伪军进行了顽强的殊死的斗争。敌人每天反复清剿，每天都有战友倒下，三个月后，由于环境实在太恶劣，我们游击队已经无法在当地立足，上级命令我和其他同志转移。在一个大雾天气的掩护下，我们冒死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顺利转移到了晋东南太岳区八路军根据地。短暂的休整后，这支地方部队编成八路军晋西干训队，我担任副队长。随后，八路军大部队开赴前线。我便带领战友们留在太岳区一带与日寇又进行了一年的浴血奋战。

献身公安路漫漫

　　1940年8月，党组织分配我到灵石县抗日公安局预审股工作。当时公安局的同志们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既担负着地方政府工作的职能，又担负着与敌人战斗的使命。白天要和日伪军战斗，晚上才能开展对犯人的审讯工作。那时敌人经常大扫荡，到处是敌人的碉堡和壕沟，不得已我们只好在大山沟和树林中与敌人周旋。由于山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只有将地作床、天作被，一天到晚啃野菜和野果。有一次与日军遭遇，我们迅速转移。那是一个黄昏，其他同志都越过了一个很深的壕沟。我因身体有伤没能跨过，于是就藏在一个壕沟下的一个窝洞里，将三颗子弹上膛，心想如果被日寇发现，决不当俘虏，二颗给敌人，另一颗给自己。因为天色已晚，日本人追到壕沟停下了，对着同志们转移的方向放了一阵枪，在我头顶不到一米的地方叽哩咕噜了一阵，夕阳把日本人的影子印在壕壁上，清清楚楚，却始终没有没有发现下面有人。这次我真是太幸运了，日本人只要低头看看，我肯定就光荣了。太阳落山很久了，我估计日军也应该回据点了。就想站起来活动活动，正在这时，听到有动静，还有轻轻的呼唤声：“马林森，马林森（我原来的名字）。”原来，战友们都认为我牺牲了，抬着门板到壕沟来找我的遗体。我答应了一声，同志们见到我拖着瘸腿站起来时，都跳下壕沟，抱在一起，激动得哭了。那时候的革命友谊很纯真，因为这种友谊是血与火铸成的。

　　在1940年到1949年的公安对敌斗争中，受过多少苦，遭遇到多少危险，抓捕过多少汉奸特务，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不过有一次成功的战例我倒是引以为自豪。那是1943年春，我在审讯一个被俘伪军时，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该伪军愿意立功赎罪。于是，在一天晚上，这个投诚的伪军偷偷将日寇驻扎在静升镇上的一个伪军据点门打开，我和100多名公安人员、民兵冲进据点，一枪未发，将敌人全部抓获，并收缴了大量枪支弹药和一个合作社的全部货物。

　　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8年的公安工作，使我逐渐成长起来，思想成熟了，工作经验也丰富了。但更重要的是，亲身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仰，那就是，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只有跟着共产党，老百姓才有希望，才有出头之日。

不尽长江滚滚来

　　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

　　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我没有想到能有幸成为南下大军其中的一员。那是1949年初，我正准备下乡，忽然接到通知，党组织决定派我南下，担任长沙县公安局局长，要我马上交接工作。我爱人听说我要南下，愁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1938年我们结婚不到一个月，我就离开家外出革命，数年间，双方杳无音讯，她整整等了我近十年，好不容易在一起，我又要奉命南下，对我们北方干部来说，那是一个很遥远很陌生的地方，这一走，真不知道又是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当时我的思想有些矛盾，但又一想，自己是党的干部，是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于是做通了家里人的思想工作，吻别了妻子和不到周岁的孩子，随大军踏上了南下的漫漫征程。

　　出发的时候，我编入南下晋中二大队。那时平津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太原还没有解放，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一路跟随大军急行军，经榆次到石家庄。石家庄是1947年11月12日我军解放的一座大城市，解放一年多来，城市政权建设比较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修整了一段时间。2月到3月，乍暖还寒的季节，我们集中在石家庄学习了一个月城市政策。3月，湖南省委在天津成立。得到消息，我们立即整理行装继续南下。可这一段路我们走的很艰难。当时，湖北武汉，湖南长沙都还没有解放，更不要说沿途的一些中小城市了。一路上，天上飞机轰炸，地下敌特破坏暗杀，干部队伍牺牲减员很严重，所以行进速度很慢。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我们南下的脚步。我们南下干部随林彪、罗荣桓的四野大军的钢铁洪流，解放一个城市，就留下一批干部接收城市，稳稳地把地方政权建立起来。

　　5月17日，武汉解放。当我站在长江边，第一次体会到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概。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南京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向程潜等起义将士发出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对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8月5日下午，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四野第138师举行入城式，10万余人夹道欢迎，欢呼湖南和平解放。

　　湖南刚刚和平解放，我们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千年古城长沙。和其他解放城市一样，长沙也需要大批干部管理和建设城市，仅有南下干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批当地的有志革命青年加入。我到达长沙后，组织上又决定让我到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现省委党校）工作，担任六班班主任，参加培养干部的工作。8月22日招生，9月5日招生结束，共招生3000人。到革命大学工作的有200多南下干部，山西的有20多人。半年后，组织又找我谈话，因为在老区我在公安局工作过很长时间，而此时地方的公安干部也很缺少，所以让我还是回公安部门工作。1950年2月，组织调我到湖南公安干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一年后，省公安厅将我调到湘潭地区公安处任秘书科长。1953年4月，中央公安部下令调我到公安部工作。我马上把工作交接后回公安厅开介绍信。公安厅领导又决定要我留在公安干部学校任副校长。我服从安排，之后，一干就是整整十多年。公安干部学校的校长一直是公安厅长兼，副校长就我一个，所以我既要抓全校各项工作，又要讲课备课，同时还要审阅各个教师的讲稿，日子过得忙忙碌碌，但很充实。

　　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民公社、大跃进、大整风、四清，运动一个接一个。所以我除了学校工作之外，下乡搞工作队的任务也特别多，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率队参加了洞庭湖抗洪抢险，和武汉百万军民一道与洪水博斗。1954年洪水为长江中下游近100年间最大的一次。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达100天，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当时的荆江大堤由于民国时期年久失修，洪水一来，岌岌可危，一旦决堤，整个武汉将不复存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在，堤在”，确保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小到了最低程度。

　　我在山西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雨，这样大的浪，用倾盆大雨都不足以形容雨大，一下就是几十天。洞庭湖百里浩瀚，乌云与湖面连在一起，像千百只恶狼，扑天盖地而来，真是很吓人。用古人范仲淹的话就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三个多月，我和工作队的同志跟数万民工基本就吃住在大堤上，天天一身泥一身水，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现在想想怎么能坚持下来的啊？就是一个信念，拼上命也不能决堤。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我们一直坚持，坚持，直到武汉安全了。记得很清楚，一天，天放晴，又传来消息，京广线通车了，这意味着，荆江大堤保住了，汉北大堤保住了，京广大动脉保住了，大武汉保住了。当时，整个大堤上的欢呼声直上云霄，这一幕，终身难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夜之间，我变成了走资派、假党员，无休止地挨斗、挨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当然，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心中对党的信念、对毛主席的信任从没有丝毫的怀疑。1972年，我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到通知，调我到冷水江氮肥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我知道，误会解除了，我的政治生命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在氮肥厂的五年工作中，我和厂内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使我从心底感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和心底的宽宏以及无以伦比的创造力。之后，我又回到公安学校，氮肥厂的领导和工人同志们还来经常看望我，那种淳朴的情感真得很令人感动。1983年，我离休，之后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入党65年，党旗一直在我心中飘扬。 (马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