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济川先生是清末民初的三晋名士，更是孝义几百年间难得出现的文化精英。冯先生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幸的是，百年变迁，斯文扫地。先生的万卷藏书荡然无存，先生的百种著述仅存一二。本文所述 “冯氏三祖碑”，是冯济川先生为其曾祖、祖、考所立三块表墓之碑。其未遭劫难，是所幸也。这三块碑的刻制完成，不仅体现了先生报本追远之虔心，更蕴含了先生光前裕后之深意。而三碑幸存于世，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金石文化印记，其价值更为弥足珍贵。现谨按李安、王士礼主编的《冯济川文集》中石像山人年谱所记，将此三碑的制作始末略作复述，籍以表达对先贤冯济川先生由衷之敬意，亦以此文纪念冯先生逝世九十周年。

　　1921年，冯先生63岁，自觉“精力日衰，出入不便。”遂辞去邑中一切教席，退隐山林，居家养老。除隔数日为村塾讲课外，精力则“注意于三代墓表及吾身而安顿合式”上。这时的他想的是要趁自己尚有精力之时，安排好身后之事。而让先生颇感紧迫的，则是为上三代先人作表立碑，完成自己作为“子孙者应尽之义务”。于是从是年年初开始，在着手完成三代先人行状底稿的基础上，便紧锣密鼓筹划制碑事宜。大概冯先生也没有料到，这三碑的制作完成，竟耗用了他近四年的时间。

　　表墓立碑，这第一件事便是碑文的写作。冯先生清楚，墓碑一类金石文字，与一般文章不同，有其特殊要求。不是非常熟谙者，难于措词下笔。“自曹子勤（介休人）为先母作墓志铭后，吾晋人研究金石文字者甚少”。因此，要找这方面精通的写手，确实不容易。鉴于“先曾祖生平，余少孤，无由知其梗概，只有父老传言”的状况，冯先生决定自己来写先曾祖碑文，“略述一二，俾后人知吾家兴发之由”。而先祖之碑文，冯先生则选准了曾任山西大学历史教员和国文教员的凤台（今晋城）人郭象升（字可阶，号永叔）。虽然郭先生是“近年吾晋作手，然金石之文，亦不甚精”。但这在当时也应该是高水平的笔杆子了。先考之碑文，原拟求宁河（今属天津）人高赓恩（字曦亭）先生为之。为此，冯先生不顾年老体虚，还专门上了一趟北京，企望当面求之。然而，由于多年失联，又“不审先生行止，无从问津”，最终寻访无果而作罢。从京城回来后，只得就近交由民国初曾任汾阳知事的盂县人史倬如（名汉昭）先生操觚。郭象升曾在冯先生创办的全晋公立中学堂担任教习，史倬如在兑九峪冯先生的“体仁堂”做过坐堂医生。二人均是冯先生的老相交，接受任务自然不敢怠慢，很快就寄来所作碑文。但冯先生还是觉得他们这一代人于金石文字方面尚有欠缺，而一旦雕刻上碑，则不可更改，须慎之又慎。为确保体例合式，避免夸谀，还须请高手把关。他想到了介休的岳鸿举（处园）老先生。“介老儒岳处园先生，史事烂熟，而金石之文，微嫌圆熟”。随即专程赴介，“以三表质焉。先生笔削，如老吏断狱，一字千金。”经岳老先生审阅修改，三碑文字方得定稿。从中足见冯先生态度之审慎，思虑之长远。

　　春三月，天气转暖，书丹工序提上了日程，冯先生便开始物色联系写手。离孝义最近的汾阳，有誉满晋中的秦龙光（字云川）先生，为当时汾郡名笔。因先前已为冯先生的母亲书写墓碑，不宜再书。于是，选择了当时亦负书名的好友卫璋（字达臣）先生来书曾祖碑，并约请岳鸿举老先生篆额。选好碑石，安排好书丹事宜后，于四月中旬，冯先生即上太原选择刻石人。一切进展似乎很顺利，没想到的是，碑文文字镌刻尚未完成，岳老先生捐馆。冯先生是既悲痛又遗憾。悲痛的是失去了一位学问上的良师益友，遗憾的是未能及时留下岳老的墨宝。不得已，只好让卫先生兼篆之。此碑“丹书颇蕴藉。及刻成，则失神矣。且有一二字失体。”冯先生虽然对刻工不满意，但生米已做成熟饭，亦无可奈何也。

　　待心情好了些，才开始筹划先祖碑的书丹。冯先生把目光瞄准在了介休人高焕琳（字介眉）身上。对高先生的字，冯先生早已熟悉，称其“十年前则酷肖张石洲（张穆）也”。是时，高先生正就职于太原，致函商磋。“回信言，念及多年老友，暑假必来。”冯先生即准备前期工作。果然在七月初，高焕琳先生如约至孝。故友重逢，谊重情深。促膝并肩之外，俯身操翰于石，至月底写毕，“并书兑镇河工碑”（今存有《兑九峪镇修河碑》，应是同一碑，但书丹者却是孝义人郝文灿。存疑待考）。对高先生的书丹，冯先生自然十分满意，并特请太谷赵铁山为该碑配篆。在铁笔镌刻期间，汲取前碑教训，冯先生日日亲临现场监督，每天只要求刻二十余字。旨在慢工做细活，确保原书神韵。待刻毕观之，字体秀美，韵味犹在，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顾此失彼，还是留有小不足：一是赵篆上石双钩时有失神韵；二是书、篆人姓名刻于题下，不合式；三是碑文中“竞”字误为“兢”字。冯先生叹曰：“甚矣！凡事尽善之，未易也。”

　　两碑完工，冯先生的心情反倒轻松不起来了。因为“再谋写先考碑，则难其人矣。”不是冯先生眼高，是先生明白，非中锋运笔功力深厚者，实不宜作碑字也。无传统功力者之字，初看尚可，再看乏味。一经凿刻，则不入人眼矣。因此，再选书丹高手，确实不易。多方联系打听，甚至还惊动了省城及京津的朋友，总是没有他感到满意的人选。直至年末，居津的友人来信说，天津的华世奎（字璧臣），书法享誉京津，其字作碑尤佳。同时还寄来华书《二烈女碑》碑版。并告知，华先生名声大，须通过友人翁某的关系方可疏通。冯先生得此消息，心中窃喜，同时也暗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得到华先生的墨宝。即写信与翁友人联系，求其玉成。通过多次书信往来，共商疏通之策。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了第二年的夏初，关系疏通，事见端倪。华先生应允，只是因路途遥远，不能亲临孝义书丹，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写好后双钩上石。当然，这对镌刻者的要求就更高了。访得介休乔姓石人此技尚精，冯先生亲持《二烈女碑》碑版，亲赴介休，问可否双钩上石？乔应之曰可。考察满意后，随即联系友人翁某，同时寄出了碑文小样。华先生回过话来说，过了暑伏天即动笔。孰料好事难成！在此期间，友人翁某竟“一病不起。”由于再无人可做媒介，“遂无缘与华老接洽矣”。呜呼！其遗憾之至矣。岂止冯氏之私憾，是我孝邑竟不得沾华老墨泽也！

　　事情拖至秋末，冯先生在汾阳得知，临县人吴命新（字敬夫）为汾阳武氏写寿屏。一笔隶书，秀美古朴，甚合心意。询问同仁，言吴先生精神矍铄，尚能书。因时近冬日，只好作罢。挨至第二年春，“函问敬夫，能否俯石？复信云能，约秋季同往介。”不料情况有变化。吴先生本来“秋七月已启行”，因家中有事又返回。这一耽搁，就耽搁到过了年的四月初，吴先生方得来。随即偕同赴介休，“寓故人处园处。七日书丹，十三日毕。遂同游绵……”。送走吴先生，等待刻石完工，已到了八月间。冯先生再来介休，到乔姓石人处验碑，“写刻俱佳，随拓六七碟”。至此，冯氏三祖碑终得告蒇，时间已是1924年的秋天。起止算来，已过四个春秋矣。

　　冯氏三祖碑的制作完成，易三地，历四年，期间有顺利有曲折，有拂意也有遂心，真可谓好事多磨。这三块碑石，既凝聚了冯先生的心血，同时也可以说是汇聚了当时汾晋之文化精华。连同先前冯先生为其母所勒墓志铭，及后来“自铭自志”的《石像山人墓志铭》等等冯氏墓碑石刻，是冯济川先生留给后世的文化珍品。今天看来，它已成为我孝义传统金石文化的绝响！我辈有幸得以欣赏和学习清末民初一代文化名人的翰墨遗迹，我孝义近代有如此高水平的金石文字存世，冯先生匠心可鉴，功不可没！我们要在搜集整理、学习研究冯先生文化遗存的同时，颂扬其行迹，高标其形象，光大其精神，因为冯济川先生是孝河大地上的一座真正的文化丰碑。

　　（为节省篇幅，文中涉及的人事可参看《冯济川文集》。文中引号内文字均引自冯先生年谱，不再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