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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上红旗飘——党领导晋西游击队的创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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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上红旗飘

——党领导晋西游击队的创建与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江西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的局面。党领导的山西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                                                

党对山西武装斗争的部署和山西党组织的重建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等部退入山西境内,山西一片混乱。在山西的各路军阀部队中,驻汾阳的冯玉祥部军官教导团、驻平定县的高桂滋部、驻侯马的杨晓初等部队中,都有党的组织,山西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1930年10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山西为北方革命的重点,要求山西党组织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为江西第二。”同时决定撤销太原特委(亦称山西特委),组建中共山西临时省委,调刘天章任山西省委书记。11月,北方局派谷雄一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指导山西的武装暴动工作。

晋西游击队的创建

地处晋西的吕梁山区,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开展活动,1925年成立了吕梁地方上第一个党组织,是山西建立地方党组织较早的地区,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基础。吕梁地区山峦起伏,地形险要,交通闭塞,偏远政治中心,利于武装割据的开展。吕梁山区紧靠黄河,隔黄河与陕北相望,便于相互联系呼应。

山西临时省委成立后,按照北方局的指示,把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列为省委的中心任务。省委书记刘天章秘密到汾阳等地考察,根据吕梁山脉中段的社会政治情况和地理环境等条件,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一支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同时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联系。

1930年底,山西临时省委从高桂滋部的秘密党组织中选调共产党员拓克宽、杨重远、周维仁等人,陕北特委选调1927年曾参加过清涧起义,有斗争经验的阎红彦、白锡林等共产党员,一起到汾阳、离石、孝义一带着手游击队的创建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改为山西特委。为了工作开展,山西特委筹集了一批资金,以“实业救国”的公开名义在太原南郊开办了一个“并州养蜂场”,作为武装斗争的秘密领导和联络机关。省委领导人刘天章、谷雄一多次在养蜂厂召集专门会议,研究晋西游击队的筹建事宜。根据特委指示,杨重远在汾阳万义客栈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作为游击队来往人员、转运枪支弹药的转运站。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游击队在筹建中就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杨重远任支部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白锡林为候补委员。并确定分工,杨重远任汾阳联络站主任,坐镇汾阳,负责筹集武器弹药,转运调配人员,并与地方党取得联系;阎红彦负责太原、汾阳、吕梁山区和陕北各地的联络工作;拓克宽负责在军阀部队挑选游击骨干;白锡林在山区领导游击队小组,并开展当地群众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选调的30余名骨干成员先后上山,集中在辛庄及其附近地区。这些成员包括:山西特委从太原兵工厂调来的尹子安、安世仁、马佩勋等10余个党员;陕北特委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等一批党员;从军阀高桂滋部选调的拓克宽、杨重远、吴岱峰、周维仁、田有莘等一批党员,以及在吕梁山地区吸收的赤贫农民。游击队共有长短枪25支,其中一部分系军阀部队秘密党员随身带来,一部分由山西特委筹集。1931年5月初,刘天章、谷雄一和拓克宽、阎红彦等在并州养蜂场召开会议,确定游击队的名称,讨论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任务、活动区域以及游击队与特委的联络等项事宜,通过了临时党支部提出的工农武装领导人选。

1931年5月6日,游击队在晋西吕梁孝义辛庄村(今属交口温泉)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队旗,队旗中央缀着五角星,五角星内是镰刀、斧头图案,旗上写着游击队队名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30余名队员,每人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带(又名牺牲带),在游击队活动中指战员都佩此带。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会议举手通过了游击队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由阎红彦兼任队长,胡廷俊、李成兰分任班长;第二中队由白锡林任队长,陈玉清、周维仁分任班长。杨重远带领全体队员举手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

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

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吕梁山飘起了第一面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

晋西游击队的革命斗争

游击队成立不几天,队部移驻孝义县西宋庄村(今属交口)。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的革命活动以西宋庄为中心展开了。

一、加强党的建设

晋西游击队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在游击队筹集过程中组建临时党支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党总支。党总支书记杨重远,组织委员阎红彦,宣传委员黄子文,军事委员拓克宽、候补委员白锡林。总支下设党小组(拟于队伍扩大、党员增加后在各中队成立支部),大队部小组由拓克宽兼组长,一中队小组由田有莘任组长,二中队小组由曹鸿北任组长。并规定党小组每半月开一次会,支部会一月一次,遇有重要问题由支部书记随时召集开会。战士每周举行一次班务会。班里选拔政治觉悟高的战士为政治战士,作为入党培养对象。确保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执行中央和山西特委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指示

1、争取改造“土客”武装

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是当时社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以武装贩运大烟土为生,一方面,他们大多系贫苦农民,另一方面,长期的流寇生活又使他们沾染了土匪恶习。根据山西省(特)委指示,晋西游击队从组建开始就着手对吕梁山区的“土客”武装进行争取改造工作。游击队成立之时,对破坏建队、严重扰民的,解除武装,处决首犯,对尚能友好,赞同游击队主张的,给予临时编队,进一步加以改造。

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暂编在队的史治贵一股因受不了红军纪律约束,与游击队分裂。师老大一部要离开吕梁山,经特委同意,游击队送他们“出境”,并派共产党员跟随其一起行动,继续做争取改造工作。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后,把这股“土客”收编过来,随游击队联合行动。经过争取工作,使得这些土客武装最终没有走到革命的对立面去。

2、策动“永安兵变”

汾阳永安镇驻有晋军赵协中部三营八连的三个排,游击队汾阳联络站杨重远等通过关系结识了第三排的牟排长和冯金福班长,给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将他们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经过一段时间争取工作,游击队总支和队委会认为这个排起义条件成熟,于1931年6月初,派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下山,策应他们起义。在薛公岭的王家池村,敌人一个连的追兵赶来,一个士兵趁机拔枪对着阎红彦,阎红彦沉着应对,向他们晓以大义,指挥全排击退追兵,天亮前把这支有30余人、30多支枪的部队带上山,与游击队会合,起义部队被整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

三、发动组织群众闹革命

游击队很重视群众工作。部队在行军、宿营、以及战斗间隙,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他们四处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性质、政治主张。在孝义县西宋庄,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后师峪等地,发动组织群众,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实际上成为游击区的村政权),帮助部队代购粮食,搞情报,组织发展群众团体(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配合游击队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款,组织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

在西宋庄游击队大队部驻地,由农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儿童入学一律免费。学校由队委党永亮具体负责,由文化较高的游击队员轮流讲课,还教唱《国际歌》。西宋庄驻地还办起一所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课程主要由游击队干部来讲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讲解地主剥削农民的阶级根源和怎样组织起来与官府、土豪劣绅开展斗争,为成立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干。

游击队队员严格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经常帮助贫苦农民干农活,游击队在劳苦群众中影响进一步扩大,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先后有郝金标、马三保等20几人加入了游击队。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正月来是新春,我望我郎当红军。

如今革命高潮起,小郎哥呀,送你去当红军。

二月里来刮春风,穷苦人民闹翻身。

吕梁山上搞武装,同志们呀!团结闹革命。

四、开辟、扩大和巩固游击区的斗争

晋西游击队的成立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震惊了山西的统治集团。太原报纸惊呼:“晋西半壁,几沦盗匪世界”。吕梁山区的各县政府纷纷向山西当局告急,要求派兵“清剿”。

为了开辟、扩大和巩固游击区,保卫群众斗争的胜利成果,游击队依靠群众,与敌人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初战留誉镇、老鸦掌战斗、锄家沿遭遇战、水头镇伏击战等,游击区不断得到发展、巩固。

在吕梁山短短几个月中,游击队活动从孝义、隰县、汾阳、离石、中阳五县交界地区的白马仙洞山、起云山、上顶山、高庙山,向周边各县纵深扩展,开辟了北起离石县王营庄,南至隰县,东达汾阳县城,西括隰县水头镇(今属交口)面积达两千平方公里,人口十余万的游击区。游击队自身也发展到九十余人,有长短枪八十余支。

执行党的指示,西渡黄河

1931年8月间,徐永昌取代商震任山西省省长后,调动一个师一个炮兵团的军队和地方武装共万余兵力,向吕梁山“进剿”。敌人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重重封锁,妄图一举“剿灭”晋西游击队。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在中阳县暖泉、隰县水口等地突袭了敌人几个哨所,歼灭了小股敌人。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依仗强大兵力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加紧搜山,游击队坚持斗争越来越困难,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在隰县一带坡牛山与敌一支搜山部队激战后,进入密林山区。这次战斗也成为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的最后一次战斗。被困密林深处,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也完全被隔断,只能以野菜充饥,同时,游击队自身也有较大减员。此时,山西特委又遭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平定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游击队的处境更加恶化。

山西政局发生变化之后,山西特委就召开紧急会议,指出游击队或将面临不利的局面,指示游击队领导人,如敌人调遣强大兵力围攻,部队在吕梁山无法立足时,为保存革命力量,应择机西渡黄河,转移陕北。

8月28日,晋西游击队就面临的严重情况召开队委扩大会议,一部分人认为游击队力量过于弱小,主张埋枪隐蔽,待机再动;另一部分主张在晋西与敌人斗争到底;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马佩勋、白锡林、胡廷俊等则坚持按照山西特委之前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认为,山西当局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大患,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敌我力量差距过大,坚持在吕梁山区难以保存革命力量。相比之下,陕北数路军阀割地自保,红色武装一直在坚持斗争,环境要比山西好一些。为此,会议决定西渡黄河,转赴陕北坚持武装斗争。

到黄河要行军二百多里,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阎红彦等率部在深山里向西行进,部队在行军中迷失了方向,在当地一位群众指引下,才从一条人迹罕至的石沟摸出去。出了沟口,前面是陡峭的绝壁,游击队员用绑腿、皮带、旗杆搭成人梯攀上悬崖,登上山顶,来到咆哮的黄河边上,把“围剿”的敌人远远甩在后边。这时,全队剩下30名队员,他们都是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中阳三交(今属柳林县)与石楼辛关间的黄河岸边,敌人严密封锁了黄河两岸所有的渡口,控制了所有的船只。

黄河河谷的夜晚,虽是秋季,却已是冷风刺骨,寒气袭人。9月2日夜(农历7月20日),天空不见星月,游击队在王怀安等6名水手帮助下,乘着羊皮筏子,经过一夜奋战,胜利渡过黄河。

之后,晋西游击队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在安定、清涧、延川、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31年11月,晋西游击队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南梁地区会合,开始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1932年1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底,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成为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西游击队是党在北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和尝试,是党领导创建的山西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从晋西吕梁山到秦陇大地,每一步都是坚定执行党的领导的结果。也正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也才迎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美好生活。

孝义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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