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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的胆识——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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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新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面对严重威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巨大的胆识和气魄,作出重大决策——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全面介入
  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为反法西斯联盟的美国和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妥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分别进入朝鲜接受日军投降,“三八线”以南为美军受降区,“三八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
  苏军和美军于1948年底和1949年6月先后撤出朝鲜后,朝鲜北、南两个政权、两种制度在朝鲜统一问题上的斗争日趋尖锐,终于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了。
  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国当局便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立即进行了武装干涉。6月26日,美国即派出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支援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作战。同时,美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7月上旬,美又派出其地面部队进入朝鲜。
  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积极活动,为其武装干涉朝鲜寻求“合法”外衣,于7月7日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朝鲜战争期间,先后共有16个联合国成员国派出军队参加“联合国军”)。7月8日,美国任命其驻远东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中旬,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也将南朝鲜军交“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
  中国人民在抗议和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同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一再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对此不予理睬,继续增兵朝鲜。至8月中旬,美国入朝的地面部队已达4个师和1个旅,共7万余人,由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但是,美国在战场上仍连遭失败。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于7月20日攻占大田。至8月中旬,解放了“三八线”以南90%的地区,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制到洛东江以东仅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
  美国为了挽回在朝鲜的败局,又抽调两个师组成第十军,加上南朝鲜一些部队共7万余人,在260余艘军舰和500架飞机支援下,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的登陆进攻,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在洛东江正面战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于9月16日发起了反攻,致使前线的人民军部队腹背受敌,被迫实施战略撤退。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
  9月28日,美第十军攻占汉城;29日,美第八集团军进抵“三八线”。这时,美国当局已经作出决定,即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吞并整个朝鲜,并进而威胁中国大陆。10月7日,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
金日成向中国和苏联求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就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来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了。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
  公平地说,中国对朝鲜爆发的战争没有政治准备、军事准备和心理准备,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
  但是,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朝鲜局势急转直下,出兵朝鲜问题也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了。
  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这一建议本是东北边防军在此前提出的,但周恩来一直压下未批,这时才以增派武官的方式派出先遣小组,随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成文赶赴平壤。路过沈阳时,高岗给柴成文看了一封毛泽东的来信,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由于战争局势恶化,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求救,并且通过苏联请求中国派兵赴朝作战。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 “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和朴宪永于9月29日联名给斯大林写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援助”,即“直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金日成还要求斯大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
  10月1日,斯大林给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致电,要他们立即向金日成转告他的意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与敌人作长期斗争;迅速组建预备队,并在南方开展游击战;苏联将提供必要的物资援助。
  至于金日成要求派军队援助的问题,斯大林推到了中国身上:关于“给予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援助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部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在此之前,斯大林显然已经有所考虑。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仁川登陆以后,斯大林曾来电询问中国在沈阳到丹东一线部署的兵力有多少,能否出兵援助朝鲜。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电报后,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电报:“中国最终将被卷入战争,同时,由于与中国有互助同盟条约,苏联也将卷入战争。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联起手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等数年之后,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就将恢复起来并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斯大林的这番慷慨陈词,显然不仅仅是询问中国的意见,而且是鼓动和要求中国卷入这场战争。
  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也直接派人到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请中国出兵赴朝参战。
出兵朝鲜,毛泽东为何四下决心
  几天之内,形势剧变,情况危急,苏联的鼓动和朝鲜的请求,加上中国对战局发展前景的担忧,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泽东拟就了给斯大林的电报稿,电报稿中说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12个师将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朝鲜北部适当地区(不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配合朝鲜人民军反攻。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派兵入朝作战,但这封连夜起草的电报却并没有发出,原因是在当天下午即10月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大家意见很不一致。
  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意见分歧仍然很大,许多人不赞成出兵。由于天气原因,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才飞抵北京。赶到会场后,彭德怀“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意见分歧很大。当天下午,彭德怀没有发言。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显然,毛泽东有意通过彭德怀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进行讨论时,仍有两种意见。这时,彭德怀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彭德怀的发言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出兵援朝。会后,毛泽东才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继续表示不赞成出兵,他的主要意见是,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他还是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周恩来批评了这种看法,强调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十三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金日成。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作出派兵入朝的决定。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确是有很大困难的,其中军事方面的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而且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必备的空军。然而,就是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斯大林瞻前顾后,出尔反尔,以致中国在下决心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再次出现波折。
  周恩来是10月8日离开北京的,10日到达莫斯科,11日在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之滨斯大林的休养地,当天下午举行双边会谈。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斯大林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认为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2)斯大林劝中国出兵,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将供应武器和装备。(3)周恩来阐明中国出兵的困难: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目前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等。(4)斯大林建议,如果中国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将主力部队撤到中国休整,以利再战。
  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 “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辗转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面谈。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听说苏联不给予空军支援后十分生气,并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职务。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兵到朝鲜为有利。”在谈到出兵的意义时,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作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泽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电报说“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18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10天内外渡江完毕”。
  然而,就在中国军队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之时,莫斯科方面的情况又有变化。斯大林得知中国的决定后,于10月14日给什特科夫发出急电说:“经过一段犹豫不决,中国人已最后作出向朝鲜派出他们的军队的决定。我很满意这个有利于北朝鲜的决定。这个问题上,您不必考虑以前我们的高级官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作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显然是指在此之前苏联与中国达成的一旦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苏联就将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斯大林既已达到目的,自然要把苏联所承担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中国方面对此还寄予着很大希望。
  几经努力和斡旋,10月14日,苏联政府承诺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以及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这时,斯大林却改变了主意。他给莫斯科的莫洛托夫打电话说,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得于16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毛泽东在17日下午3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二人再乘飞机回京商谈。
  18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刚回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国前的准备情况。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从安东(今丹东)和辑安两地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这是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决心出兵朝鲜。
出击必胜,敌人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出兵朝鲜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作出的决定,也是一个大无畏的决定。
  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军队装备均无法同美国相比。我国战争创伤刚刚进行治理,财政经济状况相当困难,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1950年,我国钢产量为60.6万吨,而同时期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是我国的144倍。在军队装备上,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其一个步兵师即装备有坦克140余辆、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30余门,火力、机动力均强,并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
  我军空军和海军刚刚组建不久,短时间内不可能参战,根本谈不上制空权和制海权。我军的地面部队只有少量机动火炮,坦克部队也刚刚组建,每个步兵军只有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90余门,还没有美军一个师装备多,并且多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旧装备,火力和机动力均很弱。我国出兵参战困难太多。
  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人民有坚强的决心,有战无不胜的勇气,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从10月19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6月的7个多月里,志愿军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方针,结合朝鲜战场的形势,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实行战略反攻,以运动战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击退到“三八线”附近。此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对峙。
  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在遭受惨重打击后,被迫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不合理的要求。美军和南朝鲜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在战争中使用了灭绝人性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他们还凭借空中优势实行了“绞杀战”。志愿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大规模的阵地战顽强坚守,粉碎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进攻,并于1953年发动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12万余人,迫使其恢复谈判和接受停战。7月27日,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毙、伤、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抗住了美军除原子弹以外一切武器的大规模攻击,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任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而使得中国有一个友好的邻国。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敢于面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勇奋战,致使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特别是给许多弱小的国家作出了不畏强权的榜样,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本文刊载《党史文汇》2020年第9期,转载自《细节的力量》,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年版,文章原标题为《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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